桂 苑 信 息
2006年 第 5期 2006年 6月（总第一百三十五期）
章开沅先生的阅读生涯（2）
记者问：书对您的一生有着很大的影响，听说这不仅有正面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一面，是吗？（接上期 3 版）
章先生答：当然，书带给我的除了丰富的人生外，也有坎坷曲折的历程。由于我太爱书太相信书，相信书中描绘的美好世界。但现实世界与美好世界相差太远了，这样就形成了反抗社会、揭露社会的习惯。鲁迅、高尔基等都是在抨击社会、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这个观点，我也是的。对现实不满，对社会上的一些不好的现象、黑暗的东西、腐败的行为不满，这让我的人生遭到许多的磨难。不管什么时代，我总是对这样的一些事情发表言论，所以我是一个问题很多的人，当然我也不后悔我所做的一切。我也知道我们社会尽管有许多不好之处，但终究是要改变的，将来一定会越变越好。我对年青一代还是报有许多希望的，将来要靠他们来改造。
问：您一辈子都在阅读，在思考，这使您有了非常丰富的精神生活，那一定是过得非常愉快、没有痛苦的生活 , 是吗 ?
答：大量的阅读和思考给我带来了丰富的精神生活，但这种生活习惯也给我带来了痛。
问：那您一生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答：最痛苦的时候是没有书读的时候。一个人既然养成了读书的习惯，那么书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就像人要吃饭一样，但人饿一顿没关系，对我来说，要是没有书看那就是要命的事情了。所以，对于我来说，人生最痛苦的日子就是那一段没有书读的日子。记得那时我被学校开除了，在川江上流浪，一些被学校开除的学生只要不到船上去他们还可以看街上的书报栏，但我是连书报栏都没有看的。因为我突然被学校开除了，就一下子把我带到了船上，没有带任何行礼，连换洗的衣物和书籍都没有带上，船工们无所谓，他们不看书，他们只是与船与江出身入死，他们有空上岸就是去吸烟、赌博、嫖妓。他们的人生是很惨的，本来没有钱，一趟船回来由于上岸去做了那些事，只好赤条条地上船又赤条条地回去。他们来去无牵挂，也成不了家，许多人一趟航行还不一定回来。跟他们在一起我也学到了许多东西。为了了解社会，了解他们的生活，我有时也跟着他们上岸，看当时的社会现象、人民的生活状况。江上那些无名的船夫也是我的老师。那时候的生活，我至今还很珍惜。我很尊敬一位年老的船工。他数十年如一日，在长江驾船靠运营谋生。川江是极其危险的河流。早上出发就开始担心晚上是否能平安归来。对船工来说，每天都是九死一生的旅途。生或死取决于掌舵人的经验技术。他不借助任何现代化工具，只凭浪花就可以判断水的流速、走势与河床情况。他就是活地图，无论哪里有峭岩或险滩他都了如指掌。每天我都和他一起工作。掌舵人无妻无子，对还是孩子的我疼爱有加。炎炎夏夜，我躺在船尾甲板上，听他说人生。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船夫，没有名誉没有地位，但他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启蒙老师。他教会我很重要的东西 -- 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对船上所有人的生命负责，保证大家安全上岸。我从没读过博士课程，也没有博士生导师。他就是我“人生博士学位”的导师。但我没有书读还是痛苦不堪。有意思的是当时在船上有两张报纸，四开大的，这两张报纸伴随着船航行了一个月，我每天反复地看它，连中间的广告都看了多少遍。这对我来说也是有收获的，因为它对我研究辛亥革命很有好处，在广告中看哪两个人结婚了，什么背景的人等等，在广告中还看到了当时的时尚，当时的图书发行等信息。那样的生活让我尝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没有书读的痛苦。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有书读，对我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问：章老您一生中一定读了许多许多的书，哪一个时期是您阅读的高峰时期呢？
答：我的阅读生涯高峰时期是我读大学的时期。
当时我读的是教会大学，老师的讲学方式是欧美式的，讲课后要布置许多要看的书和一大堆书目。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教师都非常优秀，他们经常给我们开二三十本的书目，当然这些书并不是要我们一下子读完，也不一定要全部都看，但要我们从中了解信息。那时，我们中午都不休息，在图书馆里看书，所以我在大学时期读了很多的书。不仅如此，我当时还不满足于我们大学的图书馆，觉得当时有些知识还没有看够，所以我需要更多的阅读来满足我的求知欲。记得当时我迷上了印地安文学研究，印地安的小说、诗歌阅读了许多，印地安极富民族特色的、神秘的文化内涵与中国文化有相同之处，我们图书馆的书不能满足我这种阅读的欲望，我就找了我的一个美国老师，也特别奇怪，我在许多方面是很胆小的，但为了看书我却变得很大胆，我居然找到那个美国教师，想让他给我签字去别的图书馆看书，当时那位美国教师也很开放，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却要去看印地安文学的书，他很理解和支持我，居然给我签了字办了别的图书馆的借书证，这样我就可以去其它图书馆看书了，还包括使馆的图书馆。所以说，书、图书馆是我最依恋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我的栖息地。
问：听说章老读大学时，不是想学历史而是想当记者？
答：是的，我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时，没有想过要当历史学家，而是一心想当报纸的记者。还曾化了笔名出了“墙报”，在深夜和朋友们一起贴出去。据说由于尖锐地批评了政治和社会，引起较大反响，许多人还都在议论“这作者的真名到底是谁”。新中国建国的前一年， 1948 年冬天，大学中途退学，进入中原解放区，本想当个战地记者，但其资质被当时中原大学认知，被分配到“政治研究室革命史小组”。从此，与历史研究结下不解之缘。之后，中原大学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从 1951 年开始，我就踏上了历史系的讲台。 1960 年前后，开始了毕生工作之一的“辛亥革命”研究。 1962 年以后开始的一年多，潜心于对近代中国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研究，《张謇传稿 -- 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就是当时写成的，此书以后还被翻译为日文版（东方书店刊）。后来我成了一个“历史迷”，对我来说，历史研究不是“为了挣口饭吃”，自身就是一种乐趣。但是，这个“最大的快乐”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夺走。 1964 年，我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不要一概地美化或否定，而应公正全面地进行评价”，是针对个别学者说的，被人诽谤为“以折中主义的手法来袒护叛徒，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上级下达了指示：所有的报纸、杂志都“不能刊登章开沅的论文”，没有给我任何辨明的机会。在接下来的文革时间里，我不断地遭受各种诽谤和攻击。 60 年代后半期到 70 年代后半期本是我意气风发、精神旺盛的大好年代，却被强行中断了学术研究。
问：章老对历史界、对教育界是个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但您经常说您只做了三件事？
答：是的，我一生只做了三件事：其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向世界，把世界的辛亥革命研究引入中国；其二是将世界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引入中国，将中国的教会大学史研究引向世界；其三是培养了一批人材。
谢谢！（刘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