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 苑 信 息
2007年 第 4期 2007年 5月（总第一百四十五期）
来自Sen的毒眼
——读《饥饿与公共行为》
管理学院04级研究生熊国兵
《饥饿与公共行为》是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与其印度同胞的合著。Sen是一位以研究福利经济学著称的学者，曾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被称为“经济学家的良心”。
饥饿似乎离我们远去，但回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们真正摆脱饥饿的时间还不到半个世纪。也就是说，“吃”的问题曾经是困扰我们发展的首要问题。正因为这样，“吃的文化”才在中国是如此丰富，反映了饥饿问题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何等的紧迫。马克思说得很深刻：“人们只有首先解决了吃的问题，才能继续从事其他活动。”现代人本主义者马斯洛在其激励理论中提出，人的需要大体上是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到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要”连续体， 其中食物就属于最基本的生理需要。 我们国家一直将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实行粮食生产“一把手负责制”，就是表明我们对饥饿问题的高度重视。
在书中，Sen将饥饿问题与公共行为（主要是政府行为）联系起来，描述了历史上发生的重大饥饿事件中，各国政府是如何应对以及这些应对的后果。Sen出生于印度，他显然对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分析很感兴趣，这从他在文中所费的笔墨就可以看得出来。Sen认为，中印都是拥有悠久历史的东方人口大国。建国后到改革前，中国政府曾对民众实行广泛的公共援助和福利，包括食物和基本教育的均等供给、以赤脚医生的特征农村合作医疗等，这些公共服务为日后的经济起飞提供了坚实基础。印度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作为则要逊色的多。Sen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也一再坚持认为，1978后中国经济奇迹出现的重要原因恰恰是中国改革前实施了广泛的公共援助，虽然只是低水平的。印度经济落后于中国的原因就在于此。Sen显然没有屈从主流观点所归因的“中国经济领先印度是因为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引进了外资从而实现了经济腾飞”。
在赞赏中国政府在建国后到改革前时期的积极作为的同时，Sen并不认为当时政府行为是完美无缺的。他承认中国的人均寿命和医疗服务等都遥遥领先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同期水平，当然包括印度在内。Sen认为，1959-1961年中国因饥饿死亡的人数非常巨大，虽然官方至今没有给出确切数据，著名的“信阳事件”就是典型，但人们通常将原因仅仅归为“自然灾害”，这是对政府决策失误责任的一种推卸。Sen并不对谴责政府决策失误及其后果感兴趣，他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导致这种结果的出现，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印度？Sen认为，当时的政府决策没有将民众的参与纳入进来，政府行为缺乏外部的相对独立新闻和社会舆论等的监督，不能容纳民众的智慧和意见，导致“政府行为总是铁板一块”。政府决策缺乏纠偏机制，决策失误不可避免，这是Sen通过比较中印两国政府当时的决策机制后得出的结论。一位异域的学者对中国历史事件分析得如此深刻，不的不欣赏他所具有独特的“毒眼”。
Sen看到了政府在实施公共服务方面的巨大能力，但也体会到了政府垄断决策而缺乏社会和民众组织监督条件下，公共决策失误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是多么的令人绝望。他或许体会到了政府行为要与民众的要求合意在现实中是何其难。但是，他还是认为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地将民众的参与纳入公共决策过程中，从而达到纠偏的作用。Sen在书中一再强调的观点，对处理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仍然有启迪作用：“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将公众作为一个动因，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患者来看。”